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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濮之战

城濮之战

城濮之战,是周襄王二十年(公元前632),晋、楚两国在卫国城濮(山东鄄城西南)地区进行的争夺中原霸权的首次大战。晋文公兑现当年流亡楚国许下“退避三舍”的诺言,令晋军后退,避楚军锋芒。子玉不顾楚成王告诫,率军冒进,被晋军歼灭两翼。楚军大败。

战争背景

春秋时期,周王室衰微,诸侯互相征伐,战争频繁。公元前634年左右,楚国势力强盛,欲图称霸中原,企图北上。北方强国晋国晋文公上位以来,实力逐渐恢复。晋文公知晓楚王图谋,遂先下手为强,与楚国发生战争。

战争起因

起初,晋国内乱,公子重耳出逃。他到了楚国时,楚成王热情招待他。闲谈中,成王问他:“你将来如回到晋国做国君时,如何来酬谢我?”重耳说:“像财宝这些东西,你们楚国均有的,如果我真能得返晋国,做了晋君,若我们两国不幸要打仗的话,那我就退避你三舍。”

后来,重耳在秦国的帮助下,果真回到了晋国,做了国君,史称晋文公。之后,楚国发兵进攻宋国,宋国派人向晋国求救。文公因宋公曾待他很好,便召开众将商量,看如何救宋。当时情况是:想向楚国去说情,怕楚国不肯,如和楚去打仗,自己也不大愿意,而且又怕齐、秦不赞成,后来想出了一个办法。先答应宋国,并说明原因,叫他先和齐、秦联系,请齐、秦与楚交涉,送些礼物给齐、秦。而晋先出兵伐曹、卫,把曹、卫灭掉,将他们的土地分一些给宋,以补宋人的损失。

城濮之战

楚成王见晋欲去救宋,便叫其大将子玉不要去逼近晋师,和晋师打仗。说晋侯在外面逃亡了十九年,才回到了晋国,什么危险他都经历过,人情世故他都明白,此是天意所决定的,像这样的人是不能和他打仗的,告诫子玉要知难而退。可是这个子玉却不肯听,仍要和晋人打仗,于是派人向成王求战,说:“我不敢说一定要立功,只是想堵一堵那些说闲话人的嘴。成王听了不大高兴,就给他比较少的部队。

此后,楚子玉便派使者对晋人说,你们如放了曹、卫的国君,我们也就释宋之围。晋人听了以后,一面将楚使者抓起来,一面私下对曹、卫说,许他们复国,并使曹、卫告绝于楚。子玉听了非常生气,就带兵进逼晋师,晋文公便叫晋师向后退却,为此,一些将领很不满,说我们是国君率领队伍,他们是臣子作帅,现在君避臣,不是太丢脸了吗?而狐偃说:“出兵要理直,气才会杜盛的。理亏气就会衰。我们国君曾受过楚君的恩惠,也曾说过要退三舍以避之。若我们忘恩失信,那就是理亏,他们就理直,士气就会高。如果我们退了以后,他们仍不撤兵,那就是他们理亏。”于是退了三舍(九十里)。没想到,子玉竟然追了上去,于是,战争开始了。

战争经过

退避三舍

子玉率军急进,依托丘陵险阻扎营,两军对峙于城濮。晋文公退避三舍,既是报答以前楚成王给予的礼遇,也是运用"卑而骄之"、"怒而挠之"的诱敌之计,子玉上钩了。

楚子玉派大将斗勃向晋文公请战说:"请与君之士戏,君凭轼而观之,得臣(子玉名)与寓目焉,"晋栾枝答词却相当谦恭:"寡君闻命矣。楚君之惠,未之敢忘,是以在此。为大夫退,其敢当君乎?既不获命,敢烦大夫谓二三子:戒尔车乘,敬尔君事,诘朝相见。"

双方阵容

城濮交战时双方的阵容是:晋三军,即先轸为元帅,统率中军,郤溱辅佐,狐毛统率上军,狐偃辅佐。栾枝统率下军,胥臣辅佐。楚国也是三军,即令尹子玉以若敖之六卒统率中军。子西(斗宜申)统率左军。子上(斗勃)统率右军。楚的仆从国郑、许军附属楚左军,陈、蔡军附属楚右军。

晋军披虎皮的战马

两军交战

四月六日,晋军在城濮严阵以待楚军。子玉狂傲声称:"日必无晋矣。"当两军接触之时,晋下军佐胥臣率所部用虎皮蒙在马身上,首先冲击楚右翼的陈、蔡军,陈、蔡军惊骇逃散,楚右军溃败。楚子玉、子上见右军溃败,怒火中烧,加强对晋中军和上军的攻势。晋右翼上军狐毛设将、佐二面旗帜,令二旗后退,引诱楚军。晋下军栾枝所部也以车辆曳树枝奔驰而伪装后退。楚子玉以为晋右翼败退,令楚左军追击,所以对陈、蔡及右翼军溃败并未理会。楚左军追击晋上军时,侧翼暴露,晋先轸、郤溱率中军拦腰截击,狐毛、狐偃率上军夹攻楚左军,楚左军溃败。楚子玉见左、右军皆败,遂下令中军停止进攻,得以不败。子玉率残兵退出战场,晋军进占楚军营地,休整三日后,胜利班师。

战术运用

城濮之战开始前,晋国就定下了“楚始得曹,而新婚于卫,若伐曹、卫,楚必救之,则齐、宋免矣”这样一个总的作战方针。

第一阶段先从卫国下手,初战取胜,为晋、齐之盟奠定了基础,也逼迫鲁国从楚的阵营中分化出来。

第二阶段围曹,入曹。至此,附于楚国的曹、卫两国都被征服,大地削弱了楚国的力量。接着又用先珍之谋使齐、秦两国“喜赂怒顽”,与晋结为联盟拒楚,以解除晋国的后顾之优。在第三阶段与楚国的正面交锋中,晋国恰当地选择了战场,避开楚国主力部队的锋芒,以下军之佐首先对组成楚右翼部队的陈、蔡两国军队发起进攻,楚右师战败。然后以“伪循,诱敌深念以上军合攻楚左翼部队,楚左师溃。这样晋国就造成了事实上对楚的优势,掌握了主动权,使自己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,从而取得了最后决战的胜利。《左传》城溉之战的描绘令人信服地使我们看到,晋国的每一步胜利,都是同充分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作用,适应客观规律,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分不开的。战争是敌我双方力皿的竟赛,但力量在战争中不是凝固不变的,而是变化的因素。人的主观努力,指挥员的能动作用的发挥,战略战术的恰当运用,对于敌我力盆的转化,都起着极大的作用。孙子主张在作战指导上要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,主张“庙算”。孙膑主张“变”、“权”。《左传》通过城濮之战记叙,在主、客观关系的间题上,形象地反映了和孙子、孙膑同样的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。

中国画《城濮之战》

战争结果

城濮一战中,晋国大胜,晋文公建立了霸权,楚国北进锋芒受到挫折,被迫退回桐柏山、大别山以南地区。中原诸侯无不朝宗晋国。

楚国大将子玉羞愤自杀

再之后,晋军进入郑国衡雍(河南原阳县西,当时在黄河南岸),并在践土(距衡雍较近,当时亦在黄河南岸,在河南花园口黄河北岸)修筑王的行宫,向襄王献俘。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"侯伯"。晋文公要求诸侯"皆奖王室,无相害也。有渝此盟,明神殛之,无克祚国"。晋文公在"尊王"的旗帜下,顺理成章地登上了霸主宝座。

失败原因

内部关系

晋文公长于收揽人心,一即位就采取子犯“入务利民”的建议,使民;教民以“义、信、礼”,使民能为己所用。因此,从围曹救宋,拘楚宛春复曹、卫,到决战城濮,晋国君臣将帅无不认真运筹策划,甚至连役卒舆人也主动献谋出策。内部和睦,君臣同心、军民协力,为晋国创立霸业奠下坚实的政治基础。反之,楚国君臣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和意见不一;子文传楚军统帅之职于子玉,蒍贾却不认为子玉能胜任;面对晋、宋、齐、秦的联盟,楚王“知难而退”、“楚众欲止”,子玉则非战不可。内部矛盾,君臣不和、军民不协,抵消了应战的力量,这是楚军自取灭亡的主要原因。

外交策略

在外交上,晋文公长于争取与国。他打着“报施救患”的旗号伐楚,一方面赢得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好感和信任,另一方面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和领地范围,达到“取威定霸”的目的。接着,巧施“喜赂怒顽”之计,利用楚国与齐、秦之间的利害矛盾,争取齐、秦的联盟,以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;后又“私许复曹卫”,使曹、卫“告绝于楚”,以瓦解楚军的联盟;开战时,又采取克制态度,对楚履行若言,先“退三舍”,后发制人,使自己处于理直地位,获得政治上的主动。反之,楚国为夷国,处于被周王室和中原诸侯排斥的地位,尽管宋、曹、卫等小国在其强权下屈服,但一遇晋国与之相争,便迅速向晋国靠拢,楚国也因此陷入众叛亲离的被动局面。

军事谋略

在军事上,晋军战略正确,指挥有方。如前所说,晋军一开始就采用“退三舍”之计,先避开楚军的锋芒,使其骄纵轻敌;后抓住彼竭我盈的机会,选择有利的战场,赢得主动权。决战时,晋军避强击弱:先“蒙马以虎皮”,使楚右师溃;再用佯败之计,虚设“二旆”和“舆曳柴而伪遁”,诱敌深入,而后反攻夹击,使楚左师溃;最后逼使子玉收兵。反之,楚军的战术不如晋军灵活机动,缺乏清醒、明确的认识,**察觉出晋军的退却是以逸待劳,反而轻敌中计。另外,由陈、蔡等国临时构成的军队实为乌合之众,斗志涣散,根本不能与训练有方和骁勇善战的晋军相提并论;而左右军受攻击时,强大的中军竟按兵不动,坐等晋军将其各个击破,这就使楚军的优势逐渐化为劣势,终于全面失败。

人的因素

政治、外交、军事固然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原因,但在以弱制强的战争中,人的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早年的流亡生活为晋文公累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,以至他对战争态度谨慎,谋虑周全,知人善任,从谏如流;身边的贤臣良将,如先轸、狐偃、**衰等,不仅具备高超的道德修养、军事素质和谋略智慧,而且恪尽职守,信念一致,为城濮一战称霸的运筹和胜出起了极大的作用。反之,楚成王处事尚欠稳重,首鼠两端,对战争抱存侥幸心态,对子玉的出战不坚决加以制止;而子玉虽有一定的政治才干,但治军残暴,刚愎自用,骄傲轻敌;只为消“谗慝之口”,不顾国家利益坚持出兵,视战争为儿戏,这就注定他最终被覆灭的悲剧。

战争影响

楚国

之前,楚国的势力差不多已经蹂躏了整个中原,黄河下游的大国,如齐如宋都被楚所侵略,鲁、卫、郑、陈、蔡等国都已投降了楚人。一面狄兵也曾攻入王畿,逼得周天子蒙尘。……城濮一战,楚军败绩,南夷的势力即退出了中原,北狄的势力也渐渐衰微下去,于是华夏国家和文化的生命才能维持。

晋国

晋国击破了弥漫中原荆楚入侵势力,压迫其退回原有之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,使中原复呈安定之象。于是中原诸侯之逼于威势而附楚者,鲁、曹、卫、陈、郑等国皆脱离楚国复回至中原集团,听从晋国之领导。后,晋国举办“践土之盟”。此次盟会,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“侯伯”,并给了晋文公“敬服王命,以绥四国,纠逖王慝”的任务,晋拥有了代表周王室行使征伐大权的“尚方宝剑”。

战争评价

胜败原因

城濮之战后,晋文公在践土(河南郑州西北)朝觐周王,会盟诸侯,向周王献楚国俘虏四马兵车一百乘及步兵一千名。周襄王正式命晋文公为侯伯。晋国终于实现了“取威定霸”的政治、军事目标。

城濮之战初期,晋军兵力劣于对手,又渡过黄河在外线作战,处于不利的地位。但是晋文公能够善察战机,虚心采取先轸等人的正确建议,选择邻近晋国的曹、卫这两个楚之与国为突破口,先胜弱敌,取得以后作战的前进基地。随后又运用高明的谋略争取齐、秦两大国与自己结成统一战线,争取了战争的主动权。当城濮决战之时,敢于贯彻后发制人的作战方针,主动“退避三舍”,避开楚军的锋芒,以争取政治、外交和军事上的主动,诱敌冒险深入,伺机决战。同时与齐、秦、宋各国军队会合,集中起相对优势的兵力;并针对敌人的作战部署,乘隙蹈虚,灵活地选择主攻方向,先攻打敌人的薄弱环节,予敌各个击破,从而获得了这场战略决战的辉煌胜利,成就了晋文公中原霸主的地位。

城濮之战示意图

战争结论

研究城濮之战的历史教训,有利于我们从历史经验中正确看待当下国际竞争特别是中国“和平崛起”过程中“软实力”的问题。

城濮之战前晋楚两国的对峙,实质上是两种不同文化扩张摩擦融合的必然产物。

晋国“一战而霸”。其关键就是把重点放在了自身实力特别是“软实力”的发展上。晋文公继位后不仅重视经济、军事的发展,而且特别注重“文之教也”,教导人民知义、知信、知礼。在物质上、精神上、制度上都做好了称霸的准备。所以,正是晋文公的“韬光养晦,有所作为”才奠定了“政平民阜”的称霸基础。尽管当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大有提高,但中国还将长期坚持邓小平同志制定的“韬光养晦,有所作为”的方针。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必须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,而这个事情之中的重中之重。用邓小平的话来说,就是“埋头实干,做好一件事,我们自己的事”。当前不仅要继续稳步增加“硬实力”,“软实力”的建设也需要“韬光养晦、有所作为”。

春秋时代大部分时间所谓霸权均赖晋国维持。梁惠王向孟子所云,“晋国天下莫强焉”,因为这一超级强国的存在,遂能北面阻止狄人南侵,南面阻止楚人北上,西面阻止秦人东进。随着当时中原华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融合,以地理位置、文化程度、血缘关系三要素为区分标准的“华夷观”逐渐被以文化为区分标准的“夷夏观”取代。每当强大诸侯崛起,他们都力求摆脱自己的夷狄身份获得诸夏认同(如:秦楚吴越)或者向夷狄开战以服人心(如:齐晋),体现出当时的共同的“文化认同”。可见晋文公能赢得了周王室和其它中原诸国的支持,就是利用了文化的凝聚力、吸引力和感染力,晋国的胜利本质上是文化的胜利。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,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深深地吸引着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,并对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,为世界文化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努力提升国家“软实力”,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吸引力,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,认同中华文化,这是构建良好国际环境,让中国“和平崛起”的需要。就像有学者描绘的那样:“几十万美国、欧盟、日本、澳大利亚、南非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在中国的高等学府求学,世界顶尖学者竞相申请到北京、上海、香港、台北进行学术交流、开办讲座,各国政界、工商界领袖以获得中国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为莫大荣幸,……21世纪中国真正强盛的标志不是航空母舰在四大洋游弋,耀武扬威,而是孔子所说的近者说(悦),远者来。”这才是中国真正崛起时的写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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